未簽訂勞動合同，外賣人員送餐時受傷該由誰來賠償？兼職工作，勞動關系該如何認定……近期，最高人民法院首次發布新就業形態勞動爭議專題指導性案例，其中，外賣小哥等勞動生態困境再次引發社會關注。對此，記者聚焦寧夏外賣騎手、網絡主播等新就業形態勞動者，通過走訪就業主體和相關監管部門，了解當下新就業群體在工作中遇到的維權難題，尋求破題之道。

送餐受傷找不準“東家”咋辦

2023年5月，馮馮通過BOSS直聘平臺進入銀川市興慶區某外賣站點從事配送工作。同年6月，他在送餐途中不慎摔倒受傷。對于賠償事宜，馮馮和外賣站點分歧較大，未能達成協議。隨后，馮馮申請勞動仲裁，興慶區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裁決其與用人公司不存在勞動關系，馮馮不服，起訴至銀川市興慶區人民法院。

“我們與外賣平臺不存在勞動關系，只是合作關系，平時管理也比較松散。”銀川市興慶區某外賣站點負責人介紹，站點外賣員分為專職騎手和眾包騎手兩種。專職騎手由站點招聘、管理，雖然不簽訂勞動合同，但會為騎手購買意外傷害保險。眾包騎手則由外賣平臺直接管理，站點只負責接單、派單。該外賣站點的眾包騎手小胡告訴記者，2024年，他在送餐時摔了一跤，導致骨折，由于沒有簽訂勞動合同，找不到負責的“東家”，只能自己承擔醫藥費。

“新就業形態用工方式比較靈活，從業人員大多未簽訂勞動合同，工傷認定困難，而第三者責任險投保金額低，難以覆蓋實際損失。”北京天馳君泰（銀川）律師事務所律師朱濤介紹，對于新就業群體而言，維權的難點之一就是勞動關系模糊。“平臺用工模式導致勞動者和用人單位之間的人身依附性和經濟從屬性弱化，且大部分沒有簽訂勞動合同，以合作協議或服務協議代替，存在多方用人單位，認定時責任主體比較混亂。”

找不到“東家”，受傷的勞動者該如何維權？銀川市興慶區人民法院法官蔣維國表示，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在工作中受傷后，應當及時申請工傷認定，如果用人單位否認勞動關系，導致認定程序中止，勞動者可以通過仲裁、訴訟方式確定勞動關系。

在審理馮馮案件時，蔣維國發現，雖然雙方沒有簽訂勞動合同，但他們有固定微信群，每天需要在群內匯報當日工作內容，在騎手站點簽到。而騎手站點作為用人單位的經營場所，站內張貼了營業執照、食品經營許可證，能夠認定馮馮提供的勞動是被告公司的業務組成部分，因此，對勞動關系予以確認。

“新就業形態下，勞動者和用人單位對工資報酬、時間、地點等內容的約定更加靈活，我們會考慮用人單位是否對勞動者進行管理與監督，勞動者有無自主決定權、勞動者獲得的報酬是否具有持續性，提供的勞動是否為用人單位的業務組成部分，如果這些情形均符合，則應認定雙方存在勞動關系。”蔣維國說。

“目前我國對新就業形態勞動關系的認定還很模糊，建議完善相應法律法規，明確新就業形態勞動關系的認定標準，制定適應新業態的勞動保護政策。”朱濤說，同時，勞動者應在日常工作中關注是否存在多個主體混同用工情形，對工作任務的發布、工作過程的對接、工作成果的產出等信息進行證據留存，在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可要求相關企業共同承擔責任。

“網紅”收益紛爭如何解

在賀蘭縣一家汽車服務公司從事二手車網絡直播銷售工作的小王向記者介紹了他與公司因收益分配方式而產生的糾紛：“我和公司約定好，除了每個月的基本工資外，我還可以按照當月網絡銷售額的一定比例獲得提成。提成部分占我每月收入的大部分。但是，我從公司離職的那個月，賣出了11輛車，卻沒有收到應有的提成。”

小王向賀蘭縣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公司向其支付銷售提成1萬余元。承辦法官比照該公司對其他銷售主播同等或類似情況下的提成支付標準，組織雙方協商。最終，雙方達成一致調解意見，該公司負責人同意履行給付義務，小王拿到了提成。

網絡主播的收入依賴打賞分成，勞動報酬計算的標準模糊，容易導致收益糾紛。同時，復雜的收益分成方式還可能對勞動關系的認定造成影響。

2023年10月，小李入職寧夏某文化傳媒公司從事主播工作。入職后，他與傳媒公司簽訂《藝人合作協議》，約定按保底收益與分成收益計算工資。傳媒公司承諾，每月向小李提供不少于6000元收益的合作機會，如果當月分成收益少于保底收益，則由傳媒公司補足缺少部分。2024年1月，因傳媒公司未及時發放工資，小李申請勞動仲裁。然而，傳媒公司卻稱，雙方之間只是協議合作，不構成勞動關系，且小李的收益是依照雙方約定，按比例分配的，因此不存在欠付工資問題，小李單方解除《藝人合作協議》構成違約，應向傳媒公司支付違約金。

法院經審理后認為，小李與傳媒公司雖未簽訂勞動合同，只簽訂了《藝人合作協議》，但從合作協議約定的內容來看，小李的工作內容是固定的，其收益分為保底收益和分成收益，保底收益即工資，分成收益即提成工資，且傳媒公司在發放工資時還扣除了遲到、請假等考勤制度類相關費用，說明小李受傳媒公司的勞動紀律管理考核，非平等主體間的權利義務，故雙方存在勞動關系，傳媒公司應向小李支付欠付的工資。

主播行業多以約定分成的方式進行收益分配，如果用人單位與主播平等協商，確定雙方權利義務，雙方之間的法律關系體現出平等協商特點，則不符合確立勞動關系的情形，造成勞動關系認定困難。銀川市金鳳區人民法院法官劉珊告訴記者，近年來，該法院對新就業形態勞動關系的認定更加細致靈活：“如果主播對個人包裝、直播內容、演藝方式、收益分配等沒有協商權，雙方之間體現出較強人格、經濟、組織從屬性特征，符合勞動法意義上的勞動管理及從屬性特征的，則傾向于認定勞動關系。”

多方合力保障勞動者權益

25歲的張鵬是一名外賣騎手。大學畢業后，他在一家食品企業上班，后來覺得工資太低，便辭職做起了騎手。平臺沒有為員工繳納五險一金，只購買了商業險，但是張鵬坦言自己并不在乎：“繳不繳社保無所謂，賺得多就行。”

采訪中，記者發現，諸多外賣騎手和張鵬一樣，對繳納社保并沒有那么在意。與正規就業者相比，靈活就業人員收入不高、工作不穩定、職業發展性不強，各種壓力和現實考慮迫使他們更傾向于“活在當下”，這是傳統社保受冷遇的重要原因。但無論如何，用人單位都不能逃避其應盡的合理義務。

“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維權面臨法律法規滯后、監管機制不完善等問題。”銀川市興慶區人民法院相關負責人表示，我國現行勞動法律法規主要是基于傳統用工模式制定的，難以適應新就業形態的特點和需求。同時，相關部門對新就業形態的監管也存在一定空白和盲區，導致一些用工單位出現違法違規行為。

“在‘互聯網+’的時代，平臺多通過外包、分包、眾包或者代理商、個體工商戶等多種渠道與勞動者簽訂協議或合同，將本應由其承擔的法律責任轉移，使平臺與勞動者之間的勞動關系趨于模糊。”銀川市西夏區人民法院法官李莉告訴記者，因新就業形態伴生新需求，勞動者權益保護面臨四方面的問題：勞動關系認定難、就業穩定性不強、相關權益保障不足、訴求渠道不夠暢通。如何保障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關系的權益？亟須法律規范不斷完備、政策層面持續完善、平臺企業合規發展，如此才能實現多方共贏，維護和諧穩定的勞動關系。

寧夏大學教師馬巍建議：“政府應鼓勵和支持社會組織參與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工作，提供法律咨詢、心理疏導、職業培訓等服務，并加強對社會組織的培育和管理力度，推動其規范化、專業化發展。”

目前，全國京東快遞和順豐快遞已經逐步和勞動者簽訂正式勞動合同，并為員工繳納“五險一金”，讓員工有所依靠。對此，蔣維國建議，寧夏也應推動平臺企業為勞動者提供基本社會保險，探索靈活就業人員參保機制，同時，構建多元化維權體系，暢通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維權渠道。“法院、勞動仲裁機構、工會、法律援助機構等應建立聯動機制，形成工作合力，并加強普法宣傳和教育引導工作，提高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法律意識和維權能力。”（張濤 張適清 文/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