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聯合辦公室審理136名戰犯

1952年6月底，剛剛組建的山西省人民檢察署（山西省人民檢察院前身）接到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的指示，會同省軍區、省公安廳等部門，組建了“調查日本戰爭犯罪分子罪行聯合辦公室”（以下簡稱“聯合辦公室”），接收了由解放軍華北軍區培訓團、中央公安部、中南行政委員會、山西省公安廳等單位解送的136名日本戰爭犯罪分子。

這些戰犯中，有原日本關東軍高級參謀、山西產業株式會社社長、閻偽西北實業公司總顧問、曾制造震驚中外的‘皇姑屯事件’炸死張作霖的河本大作；有殺害抗日女英雄趙一曼的大野泰治；有曾將340名中國被俘人員作為‘活人靶子’訓練日軍的教官住崗義一；有從事特務間諜活動的原華北交通株式會社警務部警備課長蔣介石國防部二廳北平電訊支臺副臺長富永順太郎；有在日軍投降后、積極組織領導日軍‘殘留’活動的城野宏……136名戰犯的雙手上，都沾滿著中國人民的鮮血。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時，這些戰犯就關押在太原市小東門1號，那里的幾排磚瓦房原本掛著“太原工程隊”的牌子，實際是日軍關押、屠殺我抗日軍民的地方。太原解放后，這里卻成為日籍戰犯太原管理所，關押著曾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的日本侵略者。

如何按照國際法和中國法律審理這些罪孽深重的日本戰犯呢？作為檢察人員，他們又將如何在國仇家恨的煎熬中按照相關法律和工作程序完成審訊工作呢？

一次保密且全封閉式的訓練

為了更好地開展工作，1953年，最高人民檢察署等部門在北京舉辦了偵訊業務訓練班，時任山西省人民檢察署的王石林和山西省人民檢察署晉東南分署檢察長的張煥新被選送到北京學習。

這是一次保密且全封閉式的訓練班，與他們一起參加學習的還有300多人。最初大家以為只是提高業務能力的學習班，其實是為了偵訊日本戰犯做準備。學習結束后，中央東北工作團成立，王石林跟赴撫順，開始了戰犯管理新工作。為了工作步調一致，東北工作團又派出太原工作組協助“山西省日本戰爭犯罪分子罪行調查聯合辦公室”開展工作，王石林作為東北工作團太原工作組的成員又轉戰太原，正式開啟了對戰犯全面開展管教、偵訊工作。王石林在聯合辦公室偵訊組任組長，負責偵訊富永順太郎、城野宏、中川博等五名特務。

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

不出所有人員所料，偵訊工作難度很大。這些日軍戰犯思想狀態很復雜，大多數人認為自己不是判無期就是死刑，故而對自己的罪行要么閉口不談，要么狡辯抵賴，要么為爭取寬大捏造罪行。

受種種條件所限，聯合辦公室整理、搜集到的日軍罪行調查記錄、材料大多數凌亂、含糊、交叉重疊，時間、地點、數據前后不一致，與戰犯也難以對應，這成為堅持以事實為依據的審訊中最大的難題。尤其是富永順太郎從事間諜工作的年限長，認為偵訊人員是毛頭小子，沒有資格審訊他，所以態度傲慢，偵訊人員采取迂回式、命令式、漫談式等審訊方法，但富永順太郎仍然保持沉默，或是避重就輕，不如實交待自己的罪行。

面對這一情況，偵訊人員始終執行黨的政策，對罪犯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加之攻心斗智，有效地化解了罪犯的恐懼、頑抗和僥幸心理，讓他們實現了從對抗到對話、從對話到認罪的轉變。

正義的審判歷史的見證

1956年，隨著偵查的終結，最高檢先后對山西在押的次要的、悔罪表現較好的120名日本戰犯免予起訴。在此期間，經最高檢審定，對在山西關押的9名戰犯提起公訴。

同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軍事法庭在太原召開公審大會，審判了兩個案件：一個案件是富永順太郎在日本侵略中國戰爭期間和戰爭結束以后，戰爭犯罪和特務間諜犯罪案；另一個案件是前日本軍政人員城野宏等8名戰爭犯罪案。當時，參加旁聽的有機關、部隊、大中學校、廠礦、企事業單位的代表4000余人。

庭審現場，國家公訴人嚴正地控訴了并由許多證人和受害人證實了這些犯罪分子的嚴重罪行。在大量確鑿的證據面前，被告人都一一低頭服罪。經審理，法庭作出判決，判處富永順太郎有期徒刑20年，城野宏徒刑18年，相樂圭二徒刑15年，菊地修一、永富博之、大野泰治徒刑各13年，住岡義一、笠實徒刑各11年，神野久吉徒刑8年。隨后，9名日本戰犯被送往撫順服刑。在太原關押的戰犯中，除9名被判處有期徒刑外，其余被免予起訴的120名日本戰爭犯罪分子，于1956年分三批轉到天津，乘日本“興安丸”輪船回國。

這次審訊工作，開創了國際戰犯教育改造和偵訊、審判史上的光輝范例。據統計，從1952年6月至1956年8月，全省檢察機關共搜集各種類型證據材料總計18418件，以確鑿充分的人證物證指控日本軍國主義罪行。而中國人民面對日本戰犯的博大胸懷，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國法治的力度與溫度。

來源：品味簡茶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