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自己的2024進行總結的時候，陳莎莎依然感到責任重大。這一年，陳莎莎從“困境兒童綜合司法保護模型”的大數據中，獲得線索28條，成案27件，盡管一年都在忙碌奔波，但回頭看看，她“自豪又滿足”。

陳莎莎是北京市豐臺區人民檢察院的一名檢察官，一直從事未檢工作。在未成年人保護的戰場上，她既是法律的捍衛者，也是孩子們心靈的守護者。

“困境兒童綜合司法保護模型”是由陳莎莎牽頭建立的，這個模型能通過對各單位掌握的困境兒童數據進行比對碰撞，如果發現有孩子存在監護缺失、肢體殘疾、心理問題等困境，會綜合履行未檢的刑事、民事、行政和公益訴訟四大檢察職能，來幫助他們脫離困境。

從公益訴訟推動康復機構規范化，到大數據模型破解監護困境；從法治課堂點亮少年法治意識，到跨部門協作織密保護網絡，陳莎莎用十二年的堅守與創新，在未成年人保護領域構建起“制度革新—技術賦能—教育筑基—協同聯動”的四維屏障。

陳莎莎也在工作中收獲了全國未檢能手、北京市未檢專家、首都精神文明建設獎等多項榮譽，成為未成年人司法保護領域的專家。

陳莎莎工作照

破解監護缺失難題

對于陳莎莎來說，建立“困境兒童綜合司法保護模型”，源于一起未成年人監護權的“保衛戰”。2014年，小鵬出生了。這個孩子從出生就面臨著困境——母親患有精神疾病、生父長期失聯，小鵬就由社區居委會和兒童福利院臨時撫養。2023年，豐臺區民政局為解決其長期監護問題，向豐臺區檢察院尋求幫助。

陳莎莎團隊介入后，依據《民法典》和《未成年人保護法》，支持區民政局提起變更監護權訴訟。通過多方調查取證，最終法院判決將小鵬的法定監護人變更為區民政局，確保其獲得長期穩定的生活保障。

小鵬的案件之后，陳莎莎一直就在考慮一個問題——小鵬的事情之所以能順利解決，得益于有民政局、居委會、兒童福利院等單位的及時介入，從而獲得了兜底監護，但可能還有其他孩子因未及時獲得有效監護而陷入困境，要如何保護他們的合法權益，成為縈繞在陳莎莎心頭的一個問題。

在陳莎莎看來，“保護”的前提是發現，相關行政機關、群團組織、社會組織，基于各自的未成年人保護職責，可能都掌握著一部分困境兒童數據，但礙于缺少數據碰撞分析的通道，導致一些未成年人的困頓狀態未被看到，如何“破題“？

監護缺失是未成年人受害的重要誘因。陳莎莎團隊通過大數據模型發現，服刑人員子女、留守兒童等群體面臨更高風險。2023年，“吳睿浩（化名）監護權案”便是典型案例。

吳睿浩尚未出生時，父母離婚。出生次日，父親吳邦因詐騙罪入獄，母親拒絕撫養。6歲時，唯一監護人爺爺去世，他被輾轉安置于兒童福利院。2020年，吳邦刑滿釋放卻拒絕接回孩子，甚至領取低保后仍玩“失蹤”。

豐臺區檢察院聯合民政局、法院、公安等多部門，認定吳邦行為構成“被動遺棄”，依據《民法典》支持民政局申請撤銷其監護資格。2023年12月，法院判決指定民政局為吳睿浩監護人，公安機關對吳邦處以行政拘留5日。

針對監護困境，陳莎莎牽頭建立“困境兒童民事支持起訴大數據模型”，打通檢察院、法院、民政局、婦聯等7部門數據壁壘。通過比對刑事判決、離婚案件、低保申請等信息，精準鎖定“高風險”兒童。

2023年，該模型升級為“困境兒童綜合司法保護模型”，融合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訴訟“四大檢察”職能，實現未成年人權益保護全流程覆蓋。

同年12月22日，七部門進一步會簽《關于建立未成年人權益協同保護機制實施辦法》。簽訂該《實施辦法》的目的是明確各會簽單位的職責，進一步明晰從發現未成年人權益受到侵害的線索到保障該群體權益的全流程，以此探索建立未成年人長效保護機制。

康復機構的“安全之困”

陳莎莎辦理的案件，絕大多數都和未成年人有關。她發現，許多涉案兒童存在智力障礙或精神創傷，亟需專業康復治療。“正常孩子得了精神類疾病，去看心理醫生會比較有效果。但有智力障礙的孩子，效果就不好。”陳莎莎說，她曾經辦理過一起案件，一名男孩涉嫌犯罪，案件被提交到了檢察院。他的爸爸是出租車司機，這個孩子不僅智力殘疾，心理狀況也不太好，他在一家心理機構做了幾個月心理疏導，也沒有什么效果。

那段時間，陳莎莎每天都想，用什么樣的方法才能讓這樣的孩子得到比較正規的治療呢？2021年，豐臺區檢察院通過“困境兒童綜合司法保護模型”調取12345熱線、法院判決等數據，發現大量投訴指向康復機構，主要的問題有教師無資質、監控未覆蓋、退費糾紛頻發等。

她這才知道，很多智力缺陷的孩子都在康復機構進行心理疏導，“不只是身體上、肢體上的康復，也有心理上的康復活動。”陳莎莎說，康復機構也有專業的心理咨詢師，但他們所采取的方式和普通的心理咨詢機構不一樣，他們是有針對性地開展心理咨詢。

盡管不同的情形可以找不同的機構來進行專業性的治療，但部分康復機構資質不全、管理混亂，也會導致孩子二次受傷。

在陳莎莎的提議下，豐臺區人民檢察院聯合豐臺區殘聯，對區內5家殘疾兒童定點康復機構展開全面核查。結果顯示：某機構教師無教師資格證，保健醫無行醫資質；另一機構二樓公共區域監控缺失，安全隱患突出。

針對這些問題，豐臺區檢察院啟動公益訴訟，向監管部門發出檢察建議，要求完善機構資質審核、加強日常監管，并建立“問題整改閉環”。最終，5家機構全部完成整改，監控覆蓋率提升至100%，教師持證上崗率顯著提高。

“公益訴訟不是‘秋后算賬’，而是防患于未然。”陳莎莎強調，未成年人心理不成熟，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影響，康復機構規范了，孩子們才能在健康、規范的環境中進行康復活動，才能避免更多侵害行為的發生。

陳莎莎（左二）在工作中

校園法治課的“破圈”

作為從事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的檢察官，陳莎莎的日程表里總有一項安排——帶著精心設計的課件走進校園。當她看到那一張張生機勃勃的笑臉時，這位常與涉罪少年對話的檢察官，就觸摸到了法治教育的另一種溫度。

陳莎莎走進校園開展法治講座

“法治教育不僅要告訴孩子們‘什么不能做’，更要教會他們‘如何保護自己’。”陳莎莎深耕法治教育九年，擔任豐臺區多所學校的法治副校長。她將模擬法庭、法治競賽、直播網課融入普法：2021年兒童節，聯合最高檢推出的微動畫《勇闖少年谷》，播放量突破201萬；針對14歲學生設計的“法治成人禮”，通過宣誓、情景劇等形式，幫助學生扣好人生“法治扣子”。

在法治課堂上，陳莎莎常與孩子們互動。一名曾自殘的少女在課后悄悄告訴她：“老師，我以后不會用刀劃自己了。以后我也要學會保護自己。”這樣的瞬間，讓她堅信法治教育不僅是普法，更是療愈。

2022年，針對未成年人進入KTV的問題，豐臺區檢察院通過公益訴訟推動北京市文旅局修訂行政處罰規定，明確違規接納未成年人的法律責任。類似的“前置干預”案例還包括：督促學校加強性教育、聯合網信部門整治網絡侵害等。

對于遭受侵害的兒童，陳莎莎團隊不僅關注案件本身，更通過司法救助、心理疏導、安置幫扶等多元措施，幫助孩子重建生活。在一起性侵案中，檢察官為受害少女聯系專業心理機構，并協調學校提供轉學支持，確保其遠離創傷環境。

當前，未成年人保護仍面臨諸多挑戰，比如網絡侵害隱蔽化、新型犯罪形式迭出、偏遠地區保護資源不足等。陳莎莎計劃進一步優化大數據模型，探索“AI+未檢”線索篩查，實現跨區域協作。

“每一個孩子都值得被溫柔以待。”陳莎莎的辦公室里貼滿了孩子們送的畫，其中一幅寫著“檢察官媽媽”。這份信任，成為她不斷前行的動力。司法的力量不僅是懲惡揚善，更是照亮未來的光。

文/張蕊王珮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