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國疫情防控形勢持續穩定向好的背景下，江蘇蘇州經濟迅速恢復生機活力，在復工復產也跑出“加速度”。早在3月上旬，規上工業企業復工率就達100%，大批企業復工復產為產業鏈復蘇注入強勁動力。

與此同時，作為全國勞動用工最為密集地區，蘇州法院密切關注勞動人事爭議新動態新特點。一方面，蘇州中級人民法院民四庭充分利用“智慧審判蘇州市模式”這一全國法院信息化品牌優勢，指導、推動全市法院采取遠程立案、在線開庭、網絡調解等非接觸、即時溝通方式，及時有效受理和化解勞動爭議糾紛案件，積極打通“堵點”、補上“斷點”，疫情期間，保持勞動人事爭議案件結收案比與去年同期持平的審判績效。

另一方面，通過抓緊開展前瞻性調查研究，對呈現的新類型勞資糾紛進行充分分析研判，適時推出一系列有利于建立和諧穩定勞動關系的司法舉措，還利用判例的社會指引作用，細致入微開展服務復工復產的司法實踐，為社會經濟快速修復提供有力法治支持。

多元化解降低糾紛成訟趨勢

2019年以來，蘇州中院民四庭與蘇州市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不斷深化裁審銜接，構建了聯合培訓、業務調研、信息互通、適法統一等多項工作機制。

依托蘇州中院與蘇州市綜治辦、人社局、總工會、司法局等建立起的勞動人事爭議六方聯動機制，樹立起依法保護勞動者合法利益和維護用人單位生存發展并重的理念。

2019年11月，蘇州中院組成勞動人事爭議審判業務調研組，對昆山市、常熟市等5個基層法院審理中遇到的疑難問題進行梳理分析，并送市勞動人事仲裁委研究反饋，形成了專業法官會議集體討論的20個疑難問題研討觀點。

此外，通過參與制定《蘇州市勞動人事仲裁委勞動爭議疑難問題處理意見匯總》等，形成了對疑難問題的相對統一認識，加快統一全市法院系統與勞動仲裁系統的裁審尺度，全年未發生一起勞動人事爭議案件因人為處置不當而導致矛盾激化、矛盾升級的情況。

“原來，仲裁裁決后很多案件會因為起訴而導致仲裁裁決不發生法律效力，而且大部分案件，勞動者要經歷仲裁、一審、二審才能解決問題，個別勞動者對此會有怨氣。”蘇州中院民四庭庭長王岑介紹，勞動仲裁“前置程序”不再被當事人誤讀為“前置手續”了，仲裁起到了實質性作用，顯著降低了“糾紛成訟”趨勢，這與勞動審判與勞動仲裁加快統一裁判尺度形成合力有密切的關聯關系。

典型案例發揮重要引導作用

3月20日上午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蘇州中院與市人社局聯合發布2019年度蘇州市勞動人事爭議十大典型案例，涉及大學生就業、非典型勞動關系、混同用工模式、勞動歧視、規章制度審查、崗位調整、年休假工資給付等多方面糾紛，為勞動者理性維權與企業規范用工管理提供法律指引。

其中有多起案例都是社會關注度高的新類型案件，包括在校大學生休學期間的勞動關系、在租賃廠房內工作的勞動關系問題、以加工合同形式隱蔽用工是否構成混同用工、男職工的未就業配偶可否享受生育醫療待遇、銷售等特殊崗位約定“長三角區域”等寬泛工作地點如何認定問題等類型。

在一起用人單位以“不誠信、欺騙行為”為由的解雇員工糾紛中，在某外企上班的陳某平時執行公司班車接送、進公司打卡的出勤制度，公司按打卡時間計算工時、結算工資。但有一天因班車延誤，他遲到了26分鐘到公司，因擔心被扣工資陳某就覆蓋了機打考勤記錄，手寫“9：00忘打卡”，被公司發現后以違反員工手冊中的解雇規定，遭到公司單方解雇。

“該公司規章制度中雖然專門將不誠信、欺騙行為，包括向公司編造、虛構莫須有的事實等列為直接解雇的情形，但陳某的行為尚未達到嚴重違紀、足以解除勞動合同程度。”蘇州中院民四庭副庭長蔡燕芳說，法院在審理中認為，這一規章制度對員工的懲戒，未慮及員工行為原因、過錯、情節或后果等因素，有違勞動法原則，不宜參照適用。

“我們兩家發布的典型案例，是從2019年約1.9萬件仲裁案件和近8000件審判案件中精挑細選、多次討論產生的，具有很高的代表性和指引性。”蔡燕芳說，這起糾紛中將勞動者“誠信、不欺騙”這類道德化要求，直接設定為用人單位單方解除勞動合同的情形，法院未予支持，就是要引導企業在復工復產中及以后避免企業用工自主權的過度擴張，因為單方解除勞動合同，是影響到勞動者生存權的最嚴厲懲處，應當慎重對待。

規范用工引導合法有序經營

蘇州市民營經濟發達，遇到的各類勞動用工問題也很復雜。在十大案例中，就有一起混同用工模式下發生的糾紛。

常熟一家公司因經營不善對外負債，因股東是兄弟關系，就用同一地址注冊、使用同一商號的江蘇公司簽訂了財產租賃合同，向江蘇公司提供土地廠房及生產設備租賃。還約定職工隸屬關系不變，由江蘇公司支付工資，繳納社會保險。

后來，經營不善導致常熟公司土地廠房被拍賣清場，下屬職工要求兩家公司支付拖欠工資并支付經濟補償金。江蘇公司卻認為職工與江蘇公司沒有勞動關系，兩家公司之間系委托加工合同關系。

“很多家族企業發展初期，在管理上尤其是勞動人事管理上比較混亂，發生糾紛后，需要通過精細化審判，厘清其中法律關系，依法進行裁判；另一方面，幫助相關企業認識到其中的管理薄弱環節，引導企業清晰了解法律，建立規范用工意識。”王岑說，法官在這起案件中就認定江蘇公司利用其對常熟公司直接或間接的控制關系，以加工合同的形式達到隱蔽用工的目的，兩家公司構成混同用工，應共同承擔法律責任，原屬公司法的人格混同理論在勞動爭議領域完全有適用空間。

據了解，蘇州中院還對涉疫情勞動爭議糾紛案件辦理堅持“雙保護、雙促進”原則，即保護勞動者民生權益，保護企業生存發展；促進企業有序復工復產，促進勞資協同共渡難關。

此外，針對涉疫情下三大勞動爭議，即勞動合同解除、勞動報酬和社保待遇給付、感染新冠肺炎醫療待遇保障問題，蘇州中院提前作好研判，制定了詳細應對預案，為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助力企業有序全面復工復產提供有力司法服務和保障。

“為更好平衡勞資雙方利益，精細化審理勞資糾紛，我們提倡在勞動人事審判領域推進‘保姆式’服務。”蘇州中院副院長鐘毅介紹，突如其來的疫情讓生產秩序維護和經濟社會發展遇到了困難，司法機關將深化與人社部門協作，以企業尤其是中小微企業勞動用工需求和勞動者充分就業為導向，依法助企復工復產、共渡難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