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道植，朝鮮族，1934年6月生，1953年12月入黨，吉林梅河口人，黑龍江省公安廳原刑事技術處正處級偵查員，我國第一代刑事技術警察、中國首席槍彈痕跡鑒定專家、著名痕跡檢驗鑒定專家。70年來，他檢驗鑒定7000余件痕跡物證，參與辦理1200余起重特大案件疑難痕跡檢驗鑒定，無一差錯；先后榮獲全國公安系統一級英雄模范、全國離退休干部先進個人等稱號，并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之際榮獲“七一勛章”。

隨著2025年的到來，崔道植已步入91歲高齡，身材清瘦的他滿頭銀發，但依然精神矍鑠，思維敏捷。新年第一天第一縷晨光，溫暖照耀著老人家臥室里疊得整整齊齊、四四方方的被子，還有他的那張辦公桌。就在那個辦公桌上，崔道植的2024年工作日記靜靜擺放著。翻開那個工作日記，上邊清晰記錄了崔道植過去一年完成的各種工作。自1955年至今，崔道植已經從事公安工作70載。除了工作上厚重的成績單，崔道植的個人生活也始終處于一種幸福之中。而這種幸福，始終與物質元素無關，這是崔道植數十年來心中的真切體驗。

“做人做事要堂堂正正”

記者：崔老您好，時間過得真快啊！轉眼間，2024年已經過去了，您在過去的一里，還在繼續堅持工作嗎？主要內容有哪些？

崔道植：過去的一年啊，還是非常忙碌的。年初的時候，主要是參與口述史最后收尾整理工作，直至2024年3月4日完成。同時，我還修訂了《槍彈痕跡檢驗若干技術》PPT課件和《槍彈痕跡檢驗》教材。更為重要的是，編寫完成了《崔道植工作痕跡》，其中有四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槍彈痕跡檢驗技術的現狀和展望；二是國產9mm轉輪手槍射擊彈痕檢驗；三是根據現場監控視頻資料準確確定作案槍支；四是少見痕跡物證的鑒定。不忙的時候，我還重新整理了一下2005年至2016年期間作為公安部特聘刑偵專家的年度工作總結報告，又將數十年來積累的各種業務資料等寄給群眾出版社，用以編輯出版做全國公安院校教材。

記者：2024年，在偵破案件方面，有新的戰果嗎？

崔道植：2024年8月25日，應海南省公安廳要求，檢驗了一起20多年前發生的槍擊死亡案現場彈殼照片，要求檢驗現場彈殼是何種槍發射的。因為送檢彈殼照片反映不出彈殼上形成的槍擊撞擦痕跡，我適當處理后進行了槍種檢驗，并得出結論：1、送檢的10張照片都是同一枚彈殼的體部、底部照片；2、在彈殼底部顯出“11”字樣，是正規廠家生產的彈殼；3、這枚彈殼是國產“51式”或“54式”7.62mm手槍射擊的彈殼。這些結論為偵查部門縮小偵查范圍提供了可靠依據。

記者：您的這個辦公室也是臥室，但被子總是疊得這樣整整齊齊、四四方方。對于一位年過九旬的老人來說，是不是有點麻煩？

崔道植：生活中，我的被子都是疊得整整齊齊、四四方方的。生活中的這些小細節，處理好了之后確實給人一種不一樣的感覺，反映出家庭和個人的精神風貌，自己平時做起工作來也增添了不少信心。一個人吧，來到這個世界上，很不容易。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讓別人一看到，能愛你，什么話都愿意跟你說，這才是成功的。一個人的底色，應該就要像這個被子一樣方方正正，這算是對自己一種持續的心理暗示吧，是告訴自己，也是在告訴孩子們做人做事要堂堂正正，真誠待人。

記者：通過各種媒體報道，我們看到您和我們這個職業里的年輕人交流很多，您還會經常返回原單位，和青年一代刑事技術警察交流嗎？

崔道植：我會經常和青年一代刑事技術警察交流。我也鼓勵現在的年輕痕檢人，不要怕困難，把心沉到專業當中去，助力我國痕跡檢驗事業的發展。我也抓緊時間，在余下的日子里，把組織培養我所積累下的專業知識經驗整理出來，以PPT、書本等形式，給年輕人留下來。

2005年，崔道植在研發新裝置。

記者：在以往的工作中，您怎么看待工作上的困難？

崔道植：把困難撂到那兒，好像沒看著似的，就這么讓它過去，還是必須把它克服掉？放任困難，那是膽小鬼，不是共產黨員的作為。在工作中，我們會遇到好多困難，但我們不應畏懼困難，而應該堅定信念，以更加嚴謹、鄭重、負責的態度去面對和解決這些挑戰，只有這樣才能真正不斷提升自己的能力和水平，促進我國刑事科學技術的進步。

記者：我們都知道，您自幼就遭遇過很多苦難，您是怎么看待“幸福”二字的？

崔道植：幸福的意義，往往就在于苦難的經歷。我1934年6月17日出生，在那樣一個兵荒馬亂的年代，雖然日子很苦，但是現在回憶起家人的時候，還有著濃濃的親情在我胸中激蕩著。我是家里孫輩中唯一的男孩，爺爺、奶奶、爸爸、媽媽和姐姐，把全部的愛都給了我。越是苦難，越是應該教會人們去體會那點滴的幸福感，會有倍加珍惜的感覺。后來，我始終說感黨恩，我的一切都是黨給的，我也要把我的一切獻給黨。也是因為經過苦難歲月的對比，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日子是最值得珍惜的。

“這份工作對我來說，實在是太美妙了”

記者：您是1955年來到黑龍江省公安廳工作的，到今年正好是70年整。您還記得當年走進這個職業的一些場景嗎？您在從事痕跡檢驗工作的時候，會不會覺得這份工作很枯燥？

崔道植：1955年我被分配到了省公安廳，并在進入當時的第一人民警察干部學校之后，才知道了什么叫痕跡檢驗。進了學校之后，我就被痕跡檢驗這項專門的刑事科學技術迷倒了，我覺得找到了自己人生的發力方向，這份工作對我來說，實在是太美妙了。完全沒有你所說的枯燥感覺。現在有些年輕人從事痕跡檢驗工作就腦袋大，我覺得也是和他們沒有興趣有很大關系。

記者：您最初從事痕跡檢驗工作時，我們國家的刑事技術工作狀態和基本環境，是怎樣的？

崔道植：當時，我們的理論知識主要是來自前蘇聯。那時他們已經有了一套成型的刑事犯罪對策理論系統。警校把他們的系統理論翻譯成漢語，這就是我們教材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我們還有大量的自編教材，這些教材非常棒。這么多年回頭看，當年的教材編寫者十分不易，在那個年代，在那種條件下，能夠編寫出理論和實際緊密結合的教材，不是對這份事業充滿了熱愛和很強的責任心，是難以完成的。

記者：這樣相對艱苦的條件，是否會影響大家的學習興趣呢？

崔道植：整體來說不會影響。除了教材、課堂學習之外，學校圖書館也是我學習的好地方。每次等到周日休息，我就抓緊打掃宿舍室內衛生，洗洗衣服，干完活我就會鉆到圖書館里去，看那些與專業相關的書籍，所以那時候我學習成績還不錯，經常是優良。兩年多的時間，我就是這么過來的。雖然偶爾也會感覺有些枯燥，但是真的樂在其中。因為圖書館里有各省市報來的案例，這些案例匯聚著公安民警的心血和智慧。我們大家每次看到精彩的案例，都會特別興奮，然后大家湊在一起，進行專題研究。我們還會根據這些材料進行“模擬演習”，設想假如是我在偵查這起案件，我會從哪些方面入手，做哪些工作，找哪些人，怎么調查走訪。

崔道植在用顯微鏡做痕跡檢驗。

當時我記得有一起發生在哈爾濱的案件，被哈爾濱市公安局偵破。這起案件在我們同學中引起了很高的熱度，大家拿到案件的材料之后，進行了反復的研討，我還特地利用假期回到哈爾濱進行實地走訪勘查。我們后來得出的結論就是，這樣一起案件，幸虧是哈爾濱市公安局的民警有著極高的責任心、有著超人的膽識和智慧，否則根本沒有辦法破獲這起案件。事實上，這起案件的偵破，也讓哈爾濱市公安系統獲得了嘉獎。

記者：當時一起學習的同學當中，也都是初學者嗎？

崔道植：我的同學當中很多都是來自各個省市的一線民警，他們的經驗、見識，是書本上所沒有的。我獲得知識的來源還有一個很多人都想象不到的地方，就是從他們身上學習。我能夠從他們的講述中，學到很多他們對案件的理解、對現場勘查的專注等知識。這些知識后來在我的實際工作中也發揮了極大的作用。當時，掌握了理論，我們大家都迫不及待地找機會去進行實操。很多有經驗的刑警還好，像我這樣的新手每天都在盤算著如何找機會去驗證一下自己的理論知識。終于等到具體的實踐課了，我們都特別興奮。

記者：您還記得第一次動手實踐的場景嗎？

崔道植：記得第一次開始做的是指紋檢驗的實踐。我們先是在實驗室里各個地方和武器上按一些指紋，然后研究什么場景的指紋用什么粉末來顯現。大家都七嘴八舌地出主意，這個人主張用石墨粉，那個人計劃用鋁粉，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論來做支撐。我們的指導老師看到之后說，既然大家都有自己的設想，那就按照每個人自己的設想來提取指紋。這個時候就顯示出理論知識的重要性了，有的學員提取出來的指紋根本沒有辦法辨認，有的學員提取的指紋就比較完整。因為每個人的指紋被保存下來的原因不盡相同，有的指紋能保存下來是因為汗液，有的是因為物品表面的微塵。不同的保存方法決定了我們要采用不同的提取手段。

1981年，崔道植在培訓學員。

我對理論知識掌握得比較到位，我當時負責提取槍械上的指紋，我采用的是熒光粉，比較成功。我拿著完整的指紋給老師看，老師很滿意。但是我并沒有滿足，因為覺得自己提取時有些操作過程上的不足。于是等其他學員走了以后，我又按照標準流程，再認真操作了一次。這一次，我感覺提取到的指紋讓我滿意了，才回了宿舍。

“把我的一切都獻給黨，這是我一生的信仰”

記者：可以給我們講講退休后的工作與生活狀態嗎？

崔道植：退休之后我在家閑著也是閑著，就囑咐單位那邊，還有兄弟省市戰友同行們，有疑難案件隨時找我，但得提前告訴我案子的緊急程度，不能因公費出差就坐飛機、乘高鐵，太浪費了。現在科技已經很發達了，郵東西也快，那就盡可能通過電腦和郵寄的方式把物證給我，如果不方便郵寄，我再坐綠皮火車一類的交通工具過去檢驗。

甘肅省白銀市曾經發生過連環強奸殺人案，連續奸殺了11個人，這個案子20年都沒有破，后來甘肅省公安廳決定重啟對這個案子的調查，問我有沒有空，我說沒問題，就坐綠皮火車去了。路途遠是遠了些，但這也能給國家節省點錢嘛。我是這么尋思的，但是我的學生和孩子們都說那樣太慢太勞累，一個勁兒地攔我，非要給我買飛機票，我怎么說他們都不聽，差點吵起來。其實他們的想法我也理解，都是擔心我的身體狀況，想讓我安全快速地到達，怕我路上太折騰，本來就挺大歲數了，再折騰出點什么毛病來，這不就麻煩了嗎。但是我還是堅持我之前的想法，他們拗不過我，最后還是聽我的了。

2003年，崔道植在和同事研究疑難案件。

我當上公安部特邀刑偵專家之后，我的生活習慣也沒有多大改變，我始終是想著要多為黨和國家作貢獻，為咱們國家的刑事科學技術事業作貢獻。所以后來說我上了“七一勛章”獲得者的名單，我壓根就沒想到。我只是做了自己應該做的本職工作而已，真正比我優秀的，還有很多。我們那個年代絕大部分人都是這樣的，對黨的感情特別深厚，黨給了我們這么多，那作為我個人、一名中國共產黨黨員來講，就要像吳運鐸那樣，把我的一切都獻給黨，這是我一生的信仰，也是我始終的追求。我的成長道路都是因為有共產黨的引領，黨對我來說就像一盞明燈，就像一座可以瞭望的燈塔，每當黨需要我的時候，我都會盡我所能，發揮余熱，為黨為國家為人民作貢獻。

記者：2025年到了，您從事刑事科學技術工作正好整整70年了。您怎樣看待已經獲得的至高榮譽？

崔道植：我做刑事科學技術工作70年，真的就是盡心盡力地把本職工作做好。因為我入黨的時候就說，我熱愛我的本職工作，領導交給我的一切任務，我都要無條件地完成好，只要是黨和人民給的，我掉腦袋也一定要完成好，就是這個信念。我只是做好本職工作而已，所以“七一勛章”是黨對我人生觀、價值觀最高的肯定，比我曾經獲得的所有榮譽都光榮。

勛章是真沉，而且保管的盒子也是很特殊，非常沉的盒子。而且我用顯微鏡看了這枚勛章，工藝比頭發絲還細，我也不知道怎么做的。我回來以后，每個人，凡是看到的、能夠摸到的都想要摸一遍，確實沉甸甸的。雖然這枚勛章刻上了我的名字，但是這個絕不是僅僅給我的，應該是給全國200萬公安民警的，我只是其中的一分子。習近平總書記親自為我頒授勛章，我一定要按照總書記的教導，牢記初心使命，用剩余的時間，繼續發揮我的余熱。我也算一名老共產黨員了，我將以老共產黨員的實際行動，認真地踐行對黨絕對忠誠的無悔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