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著歷史的足跡，記者走進人民檢察紅色教育展館山西館,在一件件陳列的展品中,還原歷史情景，重溫當年山西檢察人的時代記憶，再次品味那歷久彌新的檢察風采。
山西，有表里山河之稱，自古以來就是戰略要地。抗戰爆發后，八路軍三大主力挺進山西，八路軍總部長期駐扎山西，并依托太行山、呂梁山、五臺山，創立了晉冀魯豫、晉綏、晉察冀三大敵后抗日革命根據地。為了加強根據地建設，時任中共中央北方局負責人（代理書記）鄧小平同志提出了健全司法制度，包括檢察制度的要求，三大根據地檢察應運而生。
在人民檢察紅色教育展館山西館一樓的一處展柜，陳列著晉冀魯豫邊區高等法院院長兼檢察長浦化人在1943年11月24日簽發的一則101號通令，《通令》的主要內容是要求各縣迅速匯報死刑案件審核表，其中指出了報送過程中存在的時效與質量問題，最后一句特別提到“不得草率，養成粗枝大葉作風”。歷經歲月的洗禮，《通令》的內容有些模糊，但從革命前輩的文風見作風，時至今日對我們都很有教育意義。
那個烽火連天的年代，為了保證工作的順利開展，三大根據地檢察工作舊址大多選在村里的古廟或是窯洞。就是在那樣艱苦的環境中，一項項檢察權、檢察制度規定相繼而出。首先是檢察官的職權，根據《晉察冀法院組織條例》規定，當時檢察官的職能包括偵查、公訴、自訴等工作，重點是刑事領域。其次，在《晉冀魯豫邊區高等法院組織條例》中，作出了類似抗訴性質的制度規定；在晉冀魯豫邊區出臺的《關于公安司法部門工作關系的聯合指示》，作出了類似司法機關之間協作、檢察機關在提出量刑意見時要提出確定刑等制度安排；在《晉西北保障人權條例》對限制人身自由等人權保障舉措作出規定。
觀今宜鑒遠，無遠不成今。山西檢察從紅色炮火中走來，也孕育了不朽的太行精神、呂梁精神，為山西檢察人留下了深厚的紅色文化資源，縱然時空輪轉，歷久彌新！
事業征程，從來少有康莊大道。但流淌著紅色血液的山西檢察人，從來都是“驚濤駭浪從容渡，越是艱險越向前”。在山西檢察發展史中，時任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書記的彭真同志功不可沒。
據史料記載，抗日戰爭時期，彭真同志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北方分局關于晉察冀邊區目前施政綱領》（簡稱“雙十綱領”），用法律形式明確規定邊區政府實行“三三制”政權，在政權工作人員中，共產黨員、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和中間派應各占三分之一，從而最廣泛地團結了敵后抗日力量，鞏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使敵后抗日根據地政權發展到一個新階段，也成為晉察冀邊區具有根本法性質的綱領性指南”。1941年，彭真向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同志報告晉察冀邊區工作時，提出系統的新政權建設的思想，其中的基本觀點仍在現行的憲法中得以清晰體現。
在彭真同志法制精神的推動下，根據地的檢察人員加強法制建設，堅持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將晉察冀邊區打造成為“敵后模范的抗日根據地及統一戰線的模范區”。如今，跨越數十載，彭真同志法制精神依舊閃爍著光芒。在彭真同志的家鄉，侯馬市檢察院深挖其法制思想內涵，打造了“尋真”檢察文化品牌，獲評第三屆全國檢察機關優秀文化品牌。
在根據地的法制發展進程中，有一個案件與趙樹理先生所著的中篇小說《小二黑結婚》關系密切。這部小說描寫了抗戰時期解放區內一對青年男女為追求婚姻自由，沖破封建藩籬，最終結為恩愛夫妻的感人故事，看似圓滿的故事，原型卻是趙樹理先生根據晉冀魯豫邊區發生的一起慘案改編而來。
1943年4月，趙樹理到山西左權縣搞農村調查，與鄉親拉家常時，得知村中有一個叫岳冬至的民兵小隊長，因為與該村女子智英祥自由戀愛，結果被村里惡霸失手打死。相關部門獲悉這一情況后，經過多次偵訊，案情最終大白，依法懲辦了兇手。
趙樹理獲悉事情原委后，隨即進行了調查，發現男女兩家都不支持兩人的“自由戀愛”，反而認為岳冬至被打死雖然不該，但“教訓教訓”則是理所當然的。當時，邊區政府已頒布鼓勵婚姻自由的《婚姻暫行條例》，趙樹理先生以此案為原型創作了《小二黑結婚》，并將故事結果由悲劇改為了喜劇，借此宣傳推廣新的婚姻觀念。
時間來到內戰爆發后的1947年。這個時期的檢察工作，緊緊融入黨的中心工作，創新建立了刑事案件不起訴制度、成立軍事管制委員會特別法庭肅清國民黨反動勢力，有力保障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
1947年，中國共產黨在河北西柏坡召開了全國土地會議，通過了《中國土地法大綱》，徹底廢除了封建及半封建性質的土地剝削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等。但也有不少人抗拒土改，試圖破壞土地改革的成果。為此，人民法庭設立，處理一切違反土地革命及農民利益的案件。時任太谷縣公安局副局長的張耀曾就因抗拒土改被檢察人員提起公訴，經華北人民法院核準，判處有期徒刑一年零六個月。
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太原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對山西舊機構進行接管，審查處理國民黨反動勢力。同年7月，《太原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特別法庭暫行辦法（草案）》頒布，規定特別法庭檢察處設首席檢察官1人，檢察官2人，首席檢察官和檢察官承擔預審、偵查、公訴、辯論等任務。這一階段，戴炳南、仵德厚反革命案、白志沂、楊貞吉、續如輯、薄毓相反革命案的辦理影響甚廣。
1948年10月，太原戰役打響，太原被人民解放軍包圍，閻錫山向蔣介石致電告急。蔣介石為給閻錫山打氣，當即指令黃樵松部隊支援太原。在太原經過兩次戰斗后，黃樵松親眼目睹人民解放軍銳不可當，加上我軍政治攻勢，黃樵松就與派來的解放軍代表晉夫商定了起義計劃。計劃尚未執行，就被人告了密。告密的人正是他的部下、與其私交甚密的戴炳南、仵德厚。閻錫山聞訊后又恨又怕，不久后便誘捕了黃樵松軍長，搜捕抓獲了晉夫，將其押往南京殺害。兩人因告密有功，被閻錫山加官晉爵，二人得“志”后，更加不遺余力為閻家沒落王朝賣命。由于兩人的叛賣行徑，太原的戰禍延長，民不聊生……太原解放后，兩人被活捉。后經太原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特別法庭檢察處起訴后，戴炳南、仵德厚分別被判處死刑和有期徒刑10年。在白志沂、楊貞吉、續如輯、薄毓相反革命案中，閻錫山為了鞏固其反動統治，推行“兵農合一”“三自傳訓”等暴政手段，對革命者和無辜群眾進行大屠殺。當年曾有這樣一首民謠廣為流傳：“兵農合一萬戶疏，三自傳訓鬼門關，水漫平川殺不絕，同仇敵愾搗蔣閆！”1949年8月23日，太原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特別法庭檢察處將四犯向特別法庭提起公訴，四犯均被判處死刑。悠悠歷史盡風華。無論是在抗日戰爭時期，還是在解放戰爭時期，山西檢察事業始終同黨的事業同呼吸共命運，始終圍繞黨的中心工作，有力保護、鞏固革命成果，在血與火的洗禮中經受住歷史的考驗，這就是山西檢察與生俱來的“紅色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