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離死別，僅是剎那。今天是楊帆走的第7天。

4月12日凌晨3點，陪女兒上完廁所后，彭立丹感覺到了異樣。

屋外的大風不斷敲打著窗戶，“哐當、哐當”……可房間里卻靜得可怕，妻子楊帆躺在床上一動不動。在抗疫一線勞累了兩個多月后，身體有些發胖浮腫的妻子，最近一段時間每晚睡覺都會打呼嚕，可這會兒怎么連重一點的呼吸聲都沒有？

“沒有呼吸！？”彭立丹的腦子“嗡”了一下。他猶豫著伸手碰了碰妻子的身體，心臟驟然停了一拍，隨即又狂跳起來——妻子的身體，涼了。彭立丹努力讓自己保持鎮定，一邊打電話給120，一邊給妻子做心肺復蘇。

可，等來的卻是醫生的一聲“抱歉”。

凌晨5點多，楊帆的遺體從急救室里被推出來。搶救兩小時后，她還是沒能挺過來。彭立丹一下子癱倒在地上，“楊帆……楊帆……”他失神地叫喚著。

年僅37歲的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區吉如社區黨支部副書記楊帆，就此停住了腳步。此前，她已經連續兩個多月奮戰在基層抗疫一線。

莫名浮腫起來的身體

悲劇似乎是突如其來的，卻又早有預兆。

2019年年末，楊帆的身體已經出現了不適，身體莫名地浮腫起來，皮膚一按就凹陷進去無法反彈。彭立丹本打算春節前就陪她去醫院檢查身體，可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卻打亂了他們的計劃。

楊帆一頭扎進社區，守門、排查、服務......一項工作接著一項工作做；而在拱墅區拱宸橋市場監管所工作的彭立丹也沒工夫停下來，天天菜場、藥店、超市來回跑。

“沒事，沒事。”這期間，彭立丹偶爾抽出時間，就會關心楊帆的身體情況，但都被妻子搪塞過去。

“如果我不聽她的話，早一點帶她去醫院，是不是就不會這樣了？”彭立丹懊惱地捶著腦袋，一遍又一遍地問自己。

父親做的紅燒肉她吃不下了

“如果回到一個月前，我一定要勸女兒別那么拼。”

楊帆的父親楊秀章是退休軍轉干部，雖然他從小就教育女兒在工作中要奉獻自我，可最近在夜深人靜時，他卻總是這樣翻來覆去地想著。

楊帆從小在部隊大院里長大，骨子里有一股要強的勁兒。疫情期間，她對丈夫彭立丹說得最多的話，就是“我不能當‘逃兵’。”

楊帆所在的吉如社區有兩個回遷安置小區，流動人口、老年人數量眾多。疫情開始后，守牢社區小門，向小區居民宣傳防疫知識、服務好隔離人員的任務很重。一連兩個多月，楊帆都帶頭奮戰在社區抗疫一線。

“她是我們的網格長，每天不到八點就到社區了，常常干到晚上十一二點才回家。”同事任祺說，有好幾次，從小區守門回來在辦公室休息時，楊帆都會不自覺地突然睡去，并且打起呼嚕。

在外面，身體的不適被楊帆深深地掩藏起來，回到家后，才不自覺地流露出一些疲態。

身體越來越浮腫，逐漸彎不下腰來。每天晚上，彭立丹都會給楊帆的腿部做按摩，做著做著，楊帆就會睡過去，可不到兩個小時又會醒過來。

“她經常犯困，經常莫名其妙睡著，但是睡不久。”晚上，彭立丹陪女兒起夜上廁所時，總能看到楊帆在廁所里睡著，“我這兩個月都習慣性地晚上起來一下，到廁所把她叫回床上。”

“最好住院觀察。”3月1日，稍微有了一點空的彭立丹不顧楊帆的勸阻，執意帶她到醫院檢查。可聽說要住院，楊帆想都不想就拒絕了，“我是社區一線工作人員，這會兒肯定不能走開。”

疫情逐漸好轉，楊帆的狀況卻越來越差。“身體越來越浮腫，早上穿襪子、穿衣服都是我幫忙穿的。晚上從單位回家，電瓶車都推不動，每天都停在小區大廳里，等我回來后推到地下室。”彭立丹淚眼婆娑地回憶。

4月8日，所轄社區的情況慢慢穩定下來，楊帆終于答應丈夫請假看病。沒想到在家等待住院的過程中，年輕的生命戛然而止。

而在臨走前一天，楊帆還讓父親給自己做了一盤最愛吃的紅燒肉，可吃了一口就再也吃不下去了。

“她不止對我好，對所有人都好。”

楊帆過世后，丈夫彭立丹恍惚之中總是回憶起剛認識妻子的那段時光。

“我當時就驚呆了，想著一個小姑娘難道不怕嘛？”

2009年，他剛和楊帆戀愛不久，有一回，楊帆工作中接觸到一個去世的老人，送遺體去殯儀館時，她一個健步沖在最前面，幫忙抬擔架，這個場景讓彭立丹至今記憶猶新。

還有一名小伙子，經常在社區里鬧事，居民見到他總是繞著走。楊帆卻很關注他，總是找他聊天說話，結婚那天，這個吊兒郎當的小伙子居然正兒八經地趕來祝賀。

接觸時間久了，彭立丹慢慢了解了她的熱心腸和善良。

彭立丹說，楊帆一直都在社區里做社工，每次去社區里看她，總有一堆老人拉著他說楊帆有多好，自己多有福氣，能有這么好的女朋友。

“我確實有福氣……”

這個在部隊里待了多年、流了血都不叫一聲的漢子，孩子般地大哭起來。

結婚之后，彭立丹長期呆在部隊里，不怎么顧得到家，家里的事情一直都是楊帆在照料，照顧雙方父母，照顧小孩，里里外外地忙。楊帆從來沒有向彭立丹抱怨過。

結婚幾年后，彭立丹存了一些錢，本打算給楊帆和女兒買個房子，可楊帆卻讓他把錢用來給公公婆婆翻新老屋。

“她不止對我好，對所有人都好。”

他始終不愿意跟女兒說“媽媽不在了”

“媽媽干嘛一直不醒來呢？”

4月14日，楊帆的遺體在殯儀館火化。一直懵懵懂懂、尚不清楚發生了什么的5歲女兒突然跌跌撞撞地撲進爸爸的懷里，大哭起來。

彭立丹一聲不吭，緊緊地摟住女兒，“媽媽不在了”這句話，他始終不愿意跟女兒說。

從殯儀館回家后，門口已經擠滿了人，楊帆去世后的幾天里，自發前來吊唁的人絡繹不絕，大多都是楊帆在社區工作時結識的居民。

“楊書記，好書記，這么好的人怎么走了呢？”一名老大爺突然跪倒在靈堂前，對著楊帆的遺照行大禮，一邊跪拜一邊念叨著。

人逐漸散了后，楊帆的父親楊秀章坐在小凳子上對著楊帆的遺像默默流淚，一言不發。這位從部隊里出來的退休軍轉干部在人前總是壓抑著自己的情緒，只有晚上一個人時才會放任自己的悲傷。

今年大年三十，楊帆的母親因為心衰住進了醫院，本該由楊帆和弟弟輪流照顧，可當下，基層防控工作正在緊要關頭，母親住院期間，她幾乎抽不出空來去醫院幫忙照料。

“晚上十點多，她打電話來問她媽媽的情況，我這邊顯示的號碼還是她辦公室的座機號碼。”楊秀章紅著眼睛說。在他身旁，原先還有些埋怨女兒不夠關心自己的楊帆母親早已泣不成聲。

妻子楊帆離開的幾天后，彭立丹終于接受了這一事實。

他在離家五公里的杭州半山公墓挑了塊墓地，位置選在比較高的地方。春天一到，四周開滿鮮花，風一吹，花瓣在四周起舞。

“這兒挺美的，以后，你就在這兒看著我和女兒吧。”